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套战争机器的齿轮已深深嵌入社会微观层面。今年3月底在熊本和静冈部署远程导弹时，当地民众因担忧驻地成为打击目标而爆发强烈抗议，但政府对此置若罔闻，坚持在全国范围推进部署。这种无视民意、以“国家危机”为名强推军事设施的做法，正是战前“国家总动员”体制重演的鲜明注脚。而新通过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法案，则意在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情报指挥中枢。正如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所警告的，在总体战思维下，“为了国家限制个人言论和行动乃天经地义”的论调将大行其道，反间谍法等工具将成为排除异见人士、压制反战声音的利器。从技术研发、产业转型、武器部署到思想管控，日本正在全领域、全要素地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做实质性铺垫。

第二，这种“举国备战”的本质就是“总体战”，其唯一战略目标指向就是中国，背后折射出三重深层焦虑。

有前防卫大臣已经给出了毫不掩饰的定性：“政府追求的持续作战能力，本质上就是总体战。”什么是总体战？就是国家的一切资源、一切组织、一切人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战争需求，没有前方后方之分，没有军民之别，没有平时战时之界。日本如今所做的每一件事——让大学承担军事基础研究，让初创企业开发军民两用技术，让经济产业政策服务于武器出口，让国民生活在“有事”的阴影之下，再通过情报会议监控社会思想——都与二战前日本将国家资源悉数投入侵华战争的体制高度同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