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者，对中美（或者说，东大与某大国）核心博弈而言，焦点转向“规则制定权”。

过去，博弈更多集中在贸易额、技术封锁、军事存在等“硬实力”层面。现在，东大通过一系列国内立法（《反外国制裁法》《对外关系法》到此次《条例》），构建起完整的涉外法治“盾构体系”，将博弈引向了国际规则和治理话语权的“软实力”深层。东大不再仅仅是对不公平规则提出抗议，而是主动创设规则，用法律武器清晰划出红线：中国的利益，虽远必究。[page]

四、未来展望：挑战与机遇并存

当然，前路并非坦途。可以预见，某大国及其核心盟友绝不会坐视其经营多年的法律霸权工具失效，必然会进行反扑。可能的招数包括：联合盟友进行外交施压，污名化东大《条例》为“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”；在法律层面进行纠缠，提起所谓的国际仲裁；甚至升级在科技、金融等领域的对抗行动，试探东大的反制决心和执行力。

对此，东大已有准备。《条例》本身的法理严谨性和系统性就是最好的防御。更重要的是，东大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、最具韧性的超大市场规模以及不断增长的科技实力。当对方试图用“芯片围堵”扼杀东大半导体产业时，东大可以动用市场工具进行反制；当对方滥用金融霸权时，东大持续推进的本币结算和多元化金融基础设施便是对冲之道。